贝多芬耳朵失聪的故事 贝多芬咬着木棒弹钢琴的故事
《论贝多芬交响曲的演出》魏因加特纳
《贝多芬传》梅纳德·所罗门
《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
贝多芬于1801年7月1日致友人卡尔·阿曼达的信，首次提到自己的耳聋 现藏于波恩贝多芬故居
贝多芬用过的助听器
贝多芬1801年佚名作
为贝多芬送葬的队列 弗朗茨·施陶伯 1827年 现藏于波恩贝多芬故居
◎王纪宴
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2
贝多芬的耳聋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音乐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个完全失聪的人如何能创作出如此伟大的作品？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肯特州立大学的西奥多·阿尔布雷特教授认为，贝多芬在创作生涯的晚期并非完全失聪，甚至在第九交响曲首演时依然保留了一些听力。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贝多芬的耳聋是其创作生涯后期的常态，甚至将其失聪视为创作出伟大作品的原因之一。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存在误读。
早在几十年前，就有学者指出贝多芬从未完全失聪。维也纳音乐评论家弗朗茨·恩德勒就曾在他的著作中提到，贝多芬在去世前依然能够听到一些声音。
贝多芬的学生卡尔·车尔尼对他的耳疾有着较为客观的描述。根据车尔尼的记录，贝多芬在创作前八部交响曲时听力尚可，在创作第九交响曲的前三个乐章时也能听到一些声音。直到创作《欢乐颂》时，他的听力才基本丧失。
总而言之，贝多芬的耳聋并非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绝对，他在创作生涯的晚期依然保留了一些听力。
为什么近两个世纪以来，关于贝多芬耳聋的真实情况始终被掩盖在“耳聋大师”的神话之下？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根深蒂固的浪漫传记观，这种观念倾向于对历史人物，尤其是伟大的艺术家进行浪漫化渲染。而贝多芬，无疑是这种倾向下最典型的例子。
历史上的失聪作曲家并非只有贝多芬一人。例如，创作了交响诗《我的祖国》（其中第二首是脍炙人口的《沃尔塔瓦河》）的作曲家斯美塔那，晚年不仅完全失聪，还饱受严重的精神错乱折磨。他曾痛苦地记录下自己的感受：“脑袋里的呼啸轰鸣使我感到自己好像站在一个巨大的瀑布下面……作曲时耳鸣得非常厉害。” 但奇怪的是，尽管《沃尔塔瓦河》也是音乐会上经常演出的名曲，但斯美塔那的耳聋遭遇却远不如贝多芬那样引人注目。
贝多芬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向命运屈服、顽强抗争的强者和英雄的化身，一个“扼住命运咽喉”的斗士。而为了迎合这种英雄形象，他的耳疾和耳聋程度不可避免地被渲染和夸大了。
被塑造的“英雄人设”
在音乐领域，有一种非常普遍的浪漫主义观念，那就是试图通过作曲家的生平来解释和理解他们的作品。贝多芬的D大调第二交响曲却给这种观念带来了挑战。
这部交响曲创作于1801年，大部分完成于1802年夏秋，并于同年10月最终完成。而就在不久前，贝多芬写下了著名的“海利根施塔特遗嘱”，表达了因听力问题而产生的绝望，同时也歌颂了艺术的伟大力量：“是艺术，只是艺术，才挽救了我的生命，因为在我没有创造出我感到是天意要我创造的一切之前，我是不能离开这个世界的。” 第二交响曲却充满了欢乐的气氛，这与贝多芬当时绝望的心境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被一些乐评家称为“英雄的谎言”。
英国音乐评论家巴希尔·迪恩曾指出：“18世纪的交响曲本质上是一种贵族的娱乐形式；而在浪漫主义者那里，它是以宏伟的气度进行自我表达的媒介。对于贝多芬而言，两者都不是。它是公众的作品，并非私人性的。它并不表现他当时的个人境况，他也不用它去象征某一桩亲密的人际交往。第二交响曲写于海利根施塔特遗嘱时期；此外并未有哪位女性曾得到过他题献一部交响曲或一首序曲的恭维之词。贝多芬的公众是人类，他是人类的代言人。在他的交响曲和序曲中，他宣告了自己对于生命的观念，这种观念，他相信，具有广泛普适性：对大自然的爱，对和平、自由与兄弟情义的渴求，冲突、挫折与胜利的现实。为了实现他的目标，他必须锻造一种新的交响音乐语言，这种语言的冲击力更为直接，而同时又承载着到那时为止尚未被探索的表现幅度。关于他的交响曲的故事就是关于他创造和拓展这种语言的故事。”
英雄的形象始终伴随着贝多芬。例如，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梅纳德·所罗门的《贝多芬传》，仍然以《英雄的十年（一）》《英雄的十年（二）》和《英雄风格的终了》作为贝多芬生平和创作阶段的划分标题。“英雄贝多芬”的形象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例如，在加拿大钢琴家格伦·古尔德这样敏感的当代音乐家眼中，贝多芬音乐中的雄浑和激昂反而显得咄咄逼人。
当音乐家和学者们还在争论贝多芬第三《英雄》交响曲第二乐章“葬礼进行曲”究竟是为哪位英雄而作时，瓦格纳早在1852年的《论贝多芬作品中诗的内容》一文中，就提出了一个更深刻、也更平实的现代观念：“英雄一词，蕴含着最广泛的意义，决不是仅仅指作战的英雄。如果我们广泛地理解英雄的意义是完人，他显示着最充实、最强壮的，一切纯粹属于人类的感情——热忱、苦痛和毅力，那么，我们就可以正确地把握住作品内容的要领。”
正是这种“一切纯粹属于人类的感情”，使得这部作品在诞生后的两百多年里，仍然受到无数人的喜爱。而这些人中，大多数并非英雄，也无需像莱辛在《汉堡剧评》中描述的那样，在聆听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时，“每个人物都喘着英雄主义的粗气”。在F大调第六《田园》交响曲中，每个乐章的标题和音乐都充满了莎士比亚剧作中所描述的“日常之美”。平凡与伟大、亲切与宏伟，在贝多芬的创作中和谐共存。
在BBC拍摄的著名纪录片《交响乐》中，英国指挥家马克·埃尔德爵士指出，每当地球上有重大事件发生时，人们常常会想到要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似乎这部作品超越了置身其中的任何人”。
这样伟大的音乐创作者、演奏者和聆听者，真的需要具备“完人”式的英雄品质吗？ 还是在纪录片《交响乐》中，埃尔德告诉观众：“有着强烈个性的贝多芬……有着非常不幸和艰辛的童年，带给我们这些作品的是一个与周遭纷争不断的男人。”
贝多芬与周围人的不断冲突、性格上的缺陷，甚至是为人上的瑕疵，虽然在罗曼·罗兰的浪漫主义传记中被刻意淡化，但在当代研究者和传记作者的笔下，却随着音乐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而变得日益清晰，包括贝多芬在作品版权问题上的自私行为，以及围绕侄子卡尔的抚养权问题与弟媳对簿公堂时的一些令人不解的做法。而这一切，并非为了“解构”贝多芬的伟大形象，而是为了让世人对贝多芬的认识更加接近历史，更加真实可信。
被改造的“传世之作”
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悖论是，在对音乐家形象进行浪漫化、英雄化塑造的人们在演奏他们的作品时，却常常进行大幅度的改动。正如弗朗茨·恩德勒指出的：“直到古斯塔夫·马勒，人们在演出贝多芬的交响乐时首先想到的是改变贝多芬总谱上的原有配器。因为人们认定耳聋的贝多芬内心希望表达的要远远超越他那个时代所拥有的乐器和技法。”而这样做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往往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贝多芬的英雄主义思想。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c小调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的再现部副题，准确地说，是总谱上的第303至306小节。在呈示部中由圆号演奏的号角动机，到了再现时却失去了原有的嘹亮，改为由音色较为黯淡甚至喑哑的大管吹奏。指挥家魏因加特纳在他的《论贝多芬交响曲的演出》中写道：“副题之前的连接句在呈示部中原本由圆号吹奏，在这里改为由大管吹奏，这样做无非是为了避免配器上的困难。贝多芬不能放心地将这个连接句交给降E调圆号，因为他不希望用圆号的人工音来吹奏这个既无其他乐器陪伴又要激发巨大气势的乐句。他没有给圆号改调的时间，又不愿意为这几小节而多用一对圆号，除了用大管之外，别无解决困难的出路。与呈示部相比，再现部中用大管的结果是令人惋惜的，实际上简直有点喜剧成分。大管在这里的发音显得像是一位丑角出现于天神集会。两只圆号又在小节306突然闯入，用它们的自然音吹奏sf（突强），这种突然的声音比前面响得出奇，因而加重了这种拙劣效果。” 魏因加特纳坚信：“彻底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用圆号代替大管。我相信，假如贝多芬当时有我们现在的圆号，他一定也会这样做。唯有这个办法才能使这个主题获得它本来的音色和应有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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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20 世纪末期，绝大多数指挥家，从托斯卡尼尼到卡拉扬，都秉承魏因加特纳的建议，演奏贝多芬的作品，而非严格遵循总谱上的配器。“历史演绎”的倡导者们对这一传统发起了大胆的挑战，他们忠实于贝多芬写在总谱上的每一个音符，不受主观“英雄理念”的干扰。
如果我们聆听英国汉诺威乐团或约斯·范·伊莫希尔的“永恒之灵”（ Anima Eterna ）古乐团演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录音，当第一乐章的副题出现时，我们会听到大管的演奏，而圆号的“突然闯入”将以十足贝多芬式的大胆手法呈现！这一刻或许没有那么宏伟的“英雄”气概，但极有可能是贝多芬希望传达的戏剧性对比。
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历史演绎引起了雅克·巴尔赞等历史学家的关注。他在《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从 1500 年至今》一书中写道：“人们近期重燃了对使用古老乐器演奏彼时音乐的兴趣，结果发现乐器不仅对音乐的发展产生影响，而且对音乐的含义也有很大影响。”历史演绎的指挥家通常是更具历史意识的音乐家，他们常常花时间到音乐博物馆研究贝多芬的手稿，尽可能地还原作品的本真原貌。
在历史演绎或称“本真运动”的背后，有一种深刻的时代思潮，它孕育于浪漫主义盛行的 19 世纪。在这个时代思潮的催生之下，一首乐曲不再像过去那样主要被视为传递文本的表演行为或其他活动（如教堂礼拜）的附属行为，而是一件“作品”，是具有独立性的精神写照，是具有不朽价值的艺术创作。正是这种观念促使演奏者越来越重视作品和作曲家的创作意愿。
伊莫希尔的文章中有一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没有什么比严肃对待音乐更好地展现对作曲家的尊重。”贝多芬的耳聋博得世人的深深同情。有机会参观贝多芬出生地波恩的人可能会和我一样惊讶于他生前使用过的助听器。因为，尽管我们在不止一本书中看过它们的图片，但它的实际大小令人吃惊！想到贝多芬当年头戴如此笨重的助听器弹琴作曲与人对话的情景，我们可能会潸然泪下！如果贝多芬在天有灵，我想，以他的尊严和自傲，他一定不希望我们沉迷于他对耳疾的同情，他更希望我们聆听他呕心沥血的作品，从中得到鼓舞、安慰和——轻松的享受，因为，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有雄伟壮丽的音乐，还有欢快轻松甚至嬉闹的音乐，比如他许多嬉谑曲乐章和末乐章的表现，如第四交响曲。
即使新冠疫情在一段时间内影响了现场音乐会的举行，但我们还有富特文格勒、克伦佩勒、卡尔·伯姆、卡拉扬、克莱伯、蒂勒曼、尼尔森斯、哈农库特、加德纳、布吕根、伊莫希尔等指挥家出色的录音。而且，置身于音乐厅在现场音乐会上聆听贝多芬的日子也正在回归，正如维也纳爱乐乐团已经在金色大厅所做的。
图片/王纪宴
来源：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