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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故郡遗址车马坑K2全景

图2 故郡遗址车马坑K2车双头神兽金饰

图3 故郡遗址车马坑K2三号车马额之纛

图4 故郡遗址车马坑K1车轴两端的一组辖軎（一正一侧）

燕赵大地，沧海桑田，历史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从太行山到沙河，从唐尧遗迹到战国故郡，这片土地孕育了悠久的文化。此次行唐故郡之行，并非单纯的观光，而是一场与历史的邂逅，一次文化的寻根之旅。近年来，随着故郡遗址一座座车马坑的发现，尘封的历史画卷正徐徐展开，为我们揭开两千多年前鲜虞中山国的神秘面纱。

青铜轴头：连接历史与现实的纽带

槐花飘香的季节，行唐故郡遗址车马坑K1的发现，令考古界振奋。木质车轴两端装饰的青铜辖軎，锈迹斑斑却精美异常，仿佛仍在诉说着两千多年前那场盛大的迎亲仪式。铜軎的出现，源于对木轴头的保护。从最初的直口圆筒，到西周出现的兽头装饰，再到春秋战国时期折沿的出现，辖軎的形制演变，展现了古人不断追求进步的智慧。

辖軎不仅是车马的重要部件，更演化出丰富的文化内涵。成语“投辖留宾”便源于此，而“管辖”“直辖”等词语，更是将辖軎的功能从物质层面延伸到社会管理层面，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故郡车马坑K1出土的铜軎，为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车马形制、丧葬习俗提供了宝贵资料。

独辀三马：一场持续千年的经学论战

K1车马坑中，一车三马的形制，令人想起古代经学史上关于“大夫驾三”的争论。自东汉时期起，今文经学家和古文经学家就独辀车究竟驾几匹马展开激烈辩论，至今未有定论。K1车马坑作为一座墓葬的唯一车马坑，其中的独辀三马形制，为研究“大夫驾三”制度提供了重要参考。

更令人惊奇的是，三匹马中，中间的一匹竟是已过壮年的老马。专家推测，这可能是由于当时战马珍贵，故用老马代替殉葬。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一车三马”并非偶然，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规制。

故郡车马坑的发现，仅仅是一个开始。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会有更多精美的文物、更重要的信息被发掘出来，为我们还原一个更加真实、生动的古代世界。

## 戎狄双坑车马葬：从“大夫驾三”到“左纛王车”

与先前发现的车马坑K1不同，随后发掘的K4和K5两座车马坑，呈现出独特的“吕”字形双坑结构。这两个车马坑均由一尺厚的隔墙将一大一小两个坑体前后分隔，墙体中央留有一尺宽的狭槽相互连通。

前坑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埋葬着杂乱的牛、羊、马头蹄，K4坑约有十个动物头骨，而K5坑则多达二十个；下层则整齐排列着佩戴笼头的马头，K4坑三个，K5坑四个。后坑结构相对简单，都只埋葬有一车一匹马。令人惊奇的是，拆除隔墙狭槽中堆叠的鹅卵石后，发现后坑车辕的木痕竟穿越狭槽延伸至前坑，连接着前坑下层佩戴笼头的马头。原来，双坑通过狭槽巧妙地合为一体，前坑下层马头象征着后坑车辆的拉车力量。K4车马坑为一车三马，K5车马坑则为一车四马。

联想如同藤蔓，将K4车马坑与最初发现的K1车马坑相连，两者皆为一车三马的配置，且对应墓葬中均出土了铜器。特别是在K1主墓中，出土了一件透雕三十条龙的贴金铜饰，精美绝伦。考虑到墓葬随葬铜器且单独设置车马坑的形制，通常为大夫级别的墓葬规格，因此更加印证了“大夫驾三”的说法。

K4和K5车马坑看似简约，实则内涵丰富。“吕”字形布局和动物头蹄的发现，填补了此类考古的空白。长城沿线北方戎狄族群流行以马牛羊头蹄殉葬，而这两座车马坑前部的小坑，既埋葬可供食用的动物，又包含象征拉车的役畜，体现了多重含义的殉葬习俗，明显区别于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文化的葬俗，应属于戎狄文化范畴。至于为何拉车的马只有马头而没有躯干，究竟是财力不足还是另有深意？恢宏奇特的K2车马坑或许能给出答案……

“吕”字双坑：狄夏文化交融的见证

以头蹄殉牲，是为戎狄之风；双坑相互连通，展现狄夏文化的交融。

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大型车马坑K2惊艳亮相。与其对应的M58主墓，因盗墓贼“鹬蚌相争”而意外幸存，墓葬布局完整，可谓“祸中有福”。主墓后方有三座小墓环绕，前方十米右侧是车马坑K2，再往右并列着一座杂殉坑。K2车马坑同样采用“吕”字形结构，分为东西两坑，与K4、K5车马坑布局一脉相承，但其内部设施更加完善，内容也更为丰富，展现出更高的等级。

西坑呈长方形，长二十米，宽四米，体量巨大。五辆形态各异的车辆一字排开，车旁还殉葬了两名张口屈臂、挣扎呐喊的青年男子，可能是负责管理车队或养马的“司御”或“圉官”。车尾处还有一只佩戴项圈的壮硕公犬。在西坑西侧，四辆车的驾乘位置都排列着四匹马，两两相对，背朝车辕，唯独头车的车厢紧贴东壁。难道拉车的马在东坑？

东坑面积四米见方，令人震惊的是，坑内竟然殉葬了近四百个动物头骨，马牛羊成群结队，蔚为壮观，可见墓主人雄厚的财力！在密密麻麻的头蹄骨骼缝隙中，透出海水绿的颜色和金属光泽——原来是扣在四个马鼻上的圆形铜泡。这四个马头整齐地横向排列，佩戴着笼头和嚼子，威风凛凛。西坑头车的车辕穿过沟槽延伸至东坑，与这四个马头相连。果不其然，后坑头车的拉车马匹，被安置在了前坑。由此可见，以K2车马坑墓葬的“豪华”程度来看，头车不配置马身绝非财力不足；而仅以马头代表整匹马，并将车辕跨越两坑的做法，并非偶然为之，而是一种固定的仪式。双坑合二为一，可能象征着车库、门道、马厩、牛栏、羊圈之间的关系，更深刻地体现了《荀子》中“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的思想。

在考古过程中，还出现了一项非比寻常的发现：K2车马坑南侧的杂殉坑中，出土了河北考古史上第一辆双马辎重车，同时出土的还有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真牛实车。至此，M58墓葬、K2车马坑以及杂殉坑，共同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北方族群葬俗的一个完整标本。最令人惊叹的是墓主胸前佩戴的一枚包金青铜虎牌，它是北方游牧文化区别于中原农耕文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墓主身份为戎狄首领的有力证据。

这些独特的葬俗和遗存，折射出戎狄部族的三个鲜明特色：

首先是张扬的个性。车马坑内部的马匹排列在车辕两侧，呈驾乘状态，与东夷莒国、源自东方的嬴秦以及南方楚墓风格相似，似乎带有商文化的元素，区别于周文化中车马分离的典型方式。用金玉装饰车辆，彰显着墓主人骄纵招摇的性格，这在北方族群中较为常见。如果说西北马家塬戎人墓葬的豪华车马在战国晚期独领风骚，那么故郡狄人墓葬的车马则在战国早期独步天下。

其次是注重礼仪。《礼记》中提到“遣车视牢具”，意思是说送葬时拉载祭祀动物的车辆，必须与盛放祭品的器具相匹配，说明随葬车马与列鼎一样，都体现着礼仪规范。故郡墓葬和车马坑数量众多，时间跨度长，且共性突出：布局相似，都用动物殉葬，而车马则代表着理想的追求，说明这些墓葬属于同一族群。这些车马坑也反映出明显的等级差异：车马殉葬的规模、车辆数量、驾车马匹的数量以及随葬品的丰富程度等，都与对应主墓的规模、棺椁层数、随葬品组合以及器物等级相协调，表明该族群内部等级森严。

最后是狄夏文化的融合。“吕”字形双坑中，中原地区“宝马雕车”的习俗与北方民族“动物殉葬”的传统融为一体，既有对华夏礼乐制度的模仿，又保留着对故土文化的眷恋，两者浑然一体，交相辉映。这些特色，为我们揭开历史的迷雾，追溯戎狄文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考古学家将K2车马坑重达二百吨的五组车马运回实验室，进行深度清理和研究。相信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历史上第一个融入华夏文明的戎狄部族的神秘面纱终将被揭开。

左纛王车：鲜虞族的印记

钩深索隐，透古通今，王车鸣鞘，仿佛还能听到来自远古的回响。

经过三年多的时间，二十多道精细繁琐的考古工序，K2车马坑仪仗车队的真容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头车髹漆绘彩，装饰着金兽图案，三十八根辐条突破了《道德经》中“三十辐共一毂”的记载，七柄铜戈寒光凛冽；紧随其后的二号车，车身上装饰着神秘奇异的双头金兽，圆形金泡上盘绕着四条龙，四匹马披挂着大量海贝，更显气派；三号车朱墨相间，成簇的箭镞寒光闪闪，一张红色的漆弓格外引人注目。正如诗中所云：“彤弓弨兮，受言载之。”商周时期，彤弓是天子用来赏赐有功诸侯的宝物，此次K2车马坑中彤弓的发现，无疑为我们揭开墓主身份之谜提供了重要线索。

装饰在骏马身上的海贝，来自遥远的阿拉伯海。在周朝，海贝 thường được vua ban thưởng cho các chư hầu và đại thần, tượng trưng cho địa vị, sự giàu có và vinh dự. Vì rất hiếm và quý giá, nên trong lăng mộ cũng có những đồ bằng xương và đá được chế tác mô phỏng hình dáng của chúng.

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马骨上的皮带痕迹也逐渐显露出来。这些痕迹连接着青铜马具，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古人“驾驭”马车的场景。

想要驾驭四匹马并驾齐驱，既要防止两边的马向外侧偏移，又要防止靠近车辕的两匹马向内挤压，这就需要用到《诗经·小戎》中提到的“游环胁驱”。用“游环”将两匹骖马连接起来，可以有效防止它们向外侧跑偏，而如何将靠近车辕的服马分开呢？在秦始皇陵铜车马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学家发现，靠近车辕的服马外侧胁下，都挂着一个展翅长尾的小铜鸟，骖马害怕被铜鸟的尾尖刺痛，因此不敢靠近，这样就保证了车辆能够顺利行驶。这种小铜鸟就是鲜为人知的“胁驱”。K2车马坑出土的青铜胁驱，前端向上翘起，形似鸟头，可以用来扣皮带；后部也向上翘起，形似兽头，口中衔着一根细柱，柱子的尾部膨大，中空，残留有木屑，应该是用来支撑骖马的短木；兽头顶上还有一个圆环，可以用来穿缰绳。这些造型奇特的小物件，都是历史风貌的真实写照，即使是微不足道的痕迹，也浓缩着时代的印记。《考工记》中提到“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可见车辆的制造工艺十分复杂，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而马匹的饲养更加困难，再加上那些兼具实用功能和审美价值、将技术与艺术完美融合的精美器物，更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的。车马是国家实力、军事力量、财富和身份地位的象征。K2车马坑出土的五组车马，结构各不相同，制作精美，且都配有大量的兵器，彰显着墓主人尊贵的身份地位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同时也透露出浓郁的战争气息。在春秋战国时期群雄逐鹿的北方大地上，拥有如此气魄的人物，绝非泛泛之辈，那么他究竟是谁？一切答案，都有待考古学家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河北，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曾发掘出七处令人瞩目的车马坑，其中商代一处，西周一处，其余皆为战国时期遗址。这些车马坑中，又以故郡遗址的十二座最为引人注目，其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发掘之精细，可谓首屈一指。

尤为重要的是车马坑K2，其五辆车的形制与天子“五路”用车相合，这一周代创立的车服制度，此前仅存于典籍，如今得以一窥真容。K2中三号车上的“左纛”饰物，更彰显着墓主尊贵无比的身份。那么，墓主究竟是何方神圣？

联系故郡地处太行山前，曾是鲜虞中山国故地，且车马坑年代与中山国早期相吻合，笔者大胆推测，K2及主墓M58等，或与中山国早期君主有关。这一推测若经证实，将是考古学上一项重大发现。

故郡遗址的车马坑，不仅展现了春秋战国时期车马形制的丰富多样，更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厚重历史。目前，K3的发掘工作正在进行中，其中“五马雕车”的出现，更是为我们揭开历史迷雾，展现古代文明的辉煌灿烂。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来源：河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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