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啖荔枝三百颗 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
出处:贵州广播电视台-动静新闻
“嚼疑天上味,嗅异世间香。”号称“百果之王”的荔枝,美味不可抵挡,让人难以停口,但也不至于要“日啖荔枝三百颗”,毕竟“一颗荔枝三把火”。每到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网友们便会调侃苏轼“日啖荔枝三百颗”的豪言壮语,还顺势诊断苏东坡必然会患上“荔枝病”。但对于苏轼而言,可以说荔枝情缘萦绕终生,尤其是贬谪惠州时期,他不仅大啖荔枝,更是吟诵荔枝,留下无数深情诗词。
为回应众人的质疑,苏轼终于“不装”了,明确告诉大家,这个“三百颗”是用典,并非真实的数量。
“日啖荔枝三百颗”出自苏轼《食荔支二首并引·其二》: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荔枝在书面文献中最早出现于西汉司马相如《上林赋》,写为“离支”;苏轼原文则均作“荔支”或“荔子”。这首诗的中心思想是:惠州甚好,这罗浮山气候宜人,四季如春。这里的水果品种繁多,新鲜的枇杷、杨梅相继成熟。接下来,荔枝又熟透了,每天吃上三百颗荔枝,我情愿一辈子都做一个岭南人。
苏轼在描写荔枝时,说“三百颗”是夸张手法,他最有可能受到了何人的影响?
应该是黄庭坚。黄庭坚曾用“三百颗”直接描写荔枝,留下一诗一词。
“赠我甘酸三百颗”,黄庭坚《谢陈正字送荔支三首·其一》诗曰:
十年梨枣雪中看,想见江城荔子丹。
赠我甘酸三百颗,稍知身作近南官。
这首诗注有“原注:元丰四年太和作。”即写于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黄庭坚时任吉州太和县令(今江西泰和县)。这首诗远早于苏轼贬谪惠州的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又因为黄庭坚仰慕苏轼,故而该诗作极有可能会寄呈苏轼,苏轼读到该诗的可能性极大。
后来,黄庭坚还有另一首“三百颗”的荔枝词。
“日擘轻红三百颗”,黄庭坚《浪淘沙令·荔枝》词曰:
忆昔谪巴蛮。荔子亲攀。冰肌照映柘枝冠。日擘轻红三百颗,一味甘寒。
重入鬼门关。也似人间。一双和叶插云鬟。赖得清湘燕玉面,同倚阑干。
上片所云“忆昔谪巴蛮”是指黄庭坚于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被贬为涪州别驾(今重庆市涪陵区),安置在黔州(今重庆市彭水县)。词中,“荔子亲攀”,黄庭坚“日擘轻红三百颗”,亲手摘、亲手剖开荔枝三百颗啊,也恰恰正是“日啖荔支三百颗”之意。
那么,这“三百颗”之说,是黄庭坚的发明独创吗?
不是的,黄庭坚也只是“借用”,在他的认知里,“三百颗”原本是用来说橘子的。中唐韦应物《答郑骑曹青橘绝句》诗云:
怜君卧病思新橘,试摘犹酸亦未黄。
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
关于这首诗,与黄庭坚同为“苏门六学士”的陈师道著有《后山诗话》,书中记载黄庭坚评论说:“韦苏州诗云:‘怜君卧病思新橘,试摘才酸亦未黄。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余往以谓盖用右军帖云‘赠子黄甘三百’者。比见右军一帖云:‘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苏州盖取诸此。”这样校论诗艺的“诗话”恰好表明,黄庭坚、陈师道等一众苏门师友,对于诗歌的研习,雅意所在,也有力求“本真”的努力。
而文段里的“右军”指王羲之,王羲之曾任右军将军,世称“王右军”。王羲之行书《奉橘帖》曰:“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这是王羲之写给友人的书信,赠送橘子三百颗给友人,其意殷殷。
黄庭坚还有一首《谢檀敦信送柑子》:
色深林表风霜下,香著尊前指爪间。
书后合题三百颗,频随驿使未应悭。
这首诗里的“书后合题三百颗”云云,与韦应物“书后欲题三百颗”几无二致,正是用了王羲之写《奉橘帖》寄送橘子“奉橘三百枚”的典故。
顺承梳理下来,关于“三百颗”的传递,则是王羲之-韦应物-黄庭坚-苏轼;“三百颗”的书写对象也从橘子一变为荔枝;且更为关键的是,在抒情摹写上,苏轼一改寄赠果品变为恣情适意的“自吃”。
后世,由于苏轼影响巨大,“三百颗”成了著名的东坡典故,历代文人们写柑、橘、荔枝等“三百颗”的诗词有很多。明代陈献章《谢琴月惠荔枝》诗有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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