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属于十三经的是哪一本书

在先秦时期，学术主要由掌控，知识追求实用。那时的人们认为，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应用，因此非常重视专业知识和技能。这种观念下，有人主张“学了无用，不如不学”，认为商人不一定要读书识字，士人也不一定要习武（这只是一种大致的情况）。可以说，在实用层面，古代的知识是分类掌握的。春秋时代是一个过渡阶段，孔子的学生们需要学习六艺，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这就是所谓的孔门四科。

从战国开始，学问逐渐开始向追求知识和真理的方向发展，形成了重视广博知识和通识教育的学风。在这个时期，“博学”成为了士人们长期追求的一种境界，他们普遍认为“一事不知，儒者之耻”。尽管学问在两千年的主流中反对过分分类治学（尽管偶尔也有人主张分科治学，但并未得到广泛认可），但实际上不提倡“分科”的古人很难产生将学术“分类”的社会需求。

近百年来，学者越来越注重学术分类，这主要受到了近代西方学科分科思想的影响。西方在近代以前也并不完全注重分科，而今存的早期学问如“”，类似于20世纪前期的“国学”，是一种综合性的学问。早期的“科学”常被翻译为“格致学”，人们谈论“科学”时多指“分科之学”及“分科治学”的意思。虽然这样的“科学”具有新意，但与后来与赛先生等同的“科学”还有一定距离。

近三百年来，学术发展内在的趋势是趋于专业化。傅斯年注意到，学问过去是以培养人品为目的，不分科的。在清代及史学出现专门化趋势时，也有人主张学术应该全面兼顾。西潮的冲击推动了学界的专门化倾向，晚清时期就有学者如薛福成主张建立专业的学问。章太炎在20世纪初则特别看重分科意识的增强，他认为学科的细分能让人们更深入地理解知识，学者们逐渐树立了为自己求知识的心，不再仅仅为了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