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熊猫吃冰坨好不好吃

《暖水瓶中的记忆》

今日中午打烊之际，柜台前站着一个身着枣红色棉袄的姑娘。她的辫梢垂挂着一朵白绒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格外引人注目。她清脆地喊道：“同志，请给我拿一盒雪花膏。”声音宛如刚刚剥开的甘蔗般甜美。

当我递给她那盒白瓷罐装的雪花膏时，她突然柳眉倒竖，追问：“我要的是友谊牌，这牡丹牌是擦手的吗？”

供销社的空气中弥漫着煤油的味道，我盯着她冻红的耳尖发呆。回想起去年，张建军从老山前线探亲归来，他的棉袄襟上还佩戴着“光荣军属”的红色绶带。他说在战场上，擦着耳根子过时，那情景与这姑娘骂人时的眼神一样锐利。

“同志！”她手指点着玻璃柜台，“你是聋了还是哑了？”我慌忙寻找友谊牌的雪花膏，不慎打翻了搪瓷盘，滚得满柜台都是。窗外雪花飘舞，打在窗棂上发出噼啪的声响。在她弯腰捡钱的瞬间，我看见她脖颈后有一块胎记，形状就像梅花鹿的蹄印。

从那以后，她每月十五日总会准时来买雪花膏。有时是友谊牌，有时是百雀羚，总是用粮票来交换。我偷偷将她的粮票压在账本里，每次闻到油墨味就知道下月该进什么货。张建军说我成了榆木疙瘩脑壳，我笑着回应他：“你懂个屁，这叫顾客心理学。”

一次送货途中，我在南街筒子楼下看见了她。雪花膏盒子从二楼摔下，在泥泞的地上滚成一团。她站在阳台上擦眼泪，楼下停着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车把上挂着红色的“囍”字绸带。

“要结婚啦？”我故意把暖水瓶碰得叮当响。她肿着眼泡下来捡雪花膏，军大衣扫过结冰的路面。我突然想起张建军从前线寄来的信：“要是哪天我回不来，你帮我给秀芬捎句话……”

正月的阳光洒在冰面上，我提着暖水瓶来到南街。筒子楼的楼下贴着歪斜的“囍”字，门窗缝里透出煤烟的味道。我想起了火场那天的情景，火光中的黑烟、挣扎的身影……

暖水瓶在雪地上摔碎了，玻璃碴子扎进手掌。我棉袄头，顺着铁管勇敢往上爬。窗框烫得就像烙铁，浓烟让人睁不开眼。那个身影是秀芬，她怀里抱着一个裹红绒线的小包袱。

火舌我后脖颈时，听见有喊：“赵大勇！你不要命了吗？”是父亲举着水桶冲过来。秀芬掉下来的那一刻，我接住了她，但后背却砸在碎玻璃上。

医院里，张建军握着我的手泪流满面。秀芬坐在床头削苹果，刀片在指节上留下一道白印。她脖颈后的梅花印子依然鲜红，就像雪地里绽放的花朵。

窗台上摆着一个“熊猫”暖水瓶，外壳被火烧得乌黑。秀芬每天都会在瓶里插一枝腊梅。她说火场那天，仿佛看见张建军在火光中微笑，那缺了门牙的豁口与当年一模一样。

春天化冻时，我把婚书偷偷塞回账本。雪花膏盒子压在粮票下面，泛黄的纸页上沾染着血渍。父亲说供销社要改制了，柜台玻璃该换成大橱窗了。我抚玻璃上的冰花，想起张建军牺牲那天也是这样的好天气。

秀芬出嫁的前一天给我送了一双千层底鞋。鞋底纳着“平安”二字，针脚虽然歪斜却带着她的独特印记。喜宴上我看见她丈夫胸前的红花时突然明白——原来光荣军属的红与喜字的红是不一样的。

供销社改制的消息是在立夏那天传来的。父亲蹲在仓库门口抽旱烟，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柜台要改成大超市了，”他边说边敲着青砖地，“听说要搞自选商场。”

我望着玻璃柜台上褪色的标语，想起秀芬出嫁时喜字贴的位置与当年一样。那年她丈夫是粮站会计，胸前别着的红花比柜台里的红布还要鲜艳夺目。父亲说新超市要请年轻姑娘当导购员，穿着红裙子站在货架前微笑。这一幕多么熟悉又多么遥远……想起来那年冬日她去购物时的情景：温暖的灯光照亮货架上的商品展示牌时依然如初见般的温馨而温暖如同被春风拂过的感觉令人难以忘怀仿佛可以跨越时空重温那段美好时光让心灵深处重新燃起温暖和期待尽管现在过去很久但在